魏程琳:解决问题的信访制度,为什么成了问题?__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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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魏程琳】

近几日,江苏丰县女教师李秀娟“绝笔信”事件引起舆论高度关注。事情大致经过如下:

2018年3月,李秀娟之女在学校被相互打闹的两个同学用校服拉链甩住左眼,班主任及时处理后并未发现异常。

2018年4月,李秀娟夫妇为女儿做了眼部手术并提出索赔诉求,因赔偿问题一直协商不下,李秀娟先后数十次到学校、各级教育部门和信访部门上访,截止到2019年8月,李秀娟已经越级进京上访15次,国家信访局已先后四次向其下达《不予受理》告知书。

2019年8月4日,自觉无助的李秀娟在《徐州民生》公众号上发布《绝笔信》迅速引起社会关注。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也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上访的故事

四、如何化解信访死结?

2016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讲述了农村妇女李雪莲因家庭纠纷而上访十几年的故事,影片最后的一段对话颇有深意:李雪莲的家庭纠纷,从一个蚂蚁变成了大象,是她故意把小事闹大吗?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应该有所反思,在事件处理中是考虑乌纱帽多了一些,还是真正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了心头。

现实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远甚于影片艺术化呈现的内容,李秀娟事件充分展现了这一点。虽然不能判断李秀娟是否有意将事情闹大,但“闹大”确实已成为社会大众迅速解决问题、获得利益的手段之一,这一极端的问题处理方式显然是不利于社会共同体建设的。

将问题原因简单归结为制度是一种思想懒惰。因而在不断加强政府官员作风建设、加强基层权力监督的同时,我们更应从制度设计、权责配置上增强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赋予基层政府相应的治权,在信访等诸多棘手问题上保持上下一致、规则统一,少一些策略、多一些政治原则性,让政府机构这一公器为更多民众服务,而非陷于“救火员”角色。

同时,政府及一切公共机关和媒体有责任引导民众通过合情合理的方式化解自身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而非推波助澜加剧社会冲突诱发社会断裂,巨变中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整合性力量和更多爱国理性民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利益诉求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之中,在社会的可承受范围之内,私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期待政府来买单既可能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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