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伟大在于:对内不折腾,对外有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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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的可贵,就是对内不折腾,对外韬光养晦,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

  

  研究历史的人总喜欢说历史的必然,个人只是被历史推动。这种观点非常平庸,而且特别不符合中国国情。

  有一种说法,认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只是历史的偶然,假如当时没有邓小平,其他领导人也会搞改革开放。

  这样的看法似乎立不住脚。

  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

  虽然是顺应大势,但改革是否必然,是否会有那样的力度魄力,是否会用这种形式,这个速度、规模,那就不好说了。看看东边的邻居,他们未必没有改革呼声和历史必要性,几十年了,改了个啥?

  今天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文革刚结束时整个社会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当时如果没有小平出来,最多就是回到50、60年代文革前的路线,当然会比文革10年务实,小修小补,但今天这种全面开放、市场经济那是想都不用想。

  再合理的历史趋势,假如没有人以坚定意志强力推动,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大潮,稍纵即逝,奔流不回。看中国近代以来一些关键节点,都是阴差阳错,与机遇失之交臂。

  小平的可贵,就是对内不折腾,对外韬光养晦,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如果当时磨磨叽叽,优柔寡断,拖到今天虎视眈眈的川普时代,再想开放也不成了。

  小平的意义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他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知道中国最关键的不是说,而是做,为老百姓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所以他说不争论,他的策略是,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留给未来。

  有些事情是争论不出个所以然的,是争论不出生产力的,是争论不到综合实力的。

  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打嘴仗胜利的。

  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小平做了一个讲话,题目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别小看这个看上去普通的标题,其实包含了这之后中国惊天巨变的基本原力。

  历史是合力,但历史也需要杠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句话有着丰富的潜台词、高度的政治智慧、无穷的后续可能性。就这三句话,除了小平,别人想也想不到,想到了也不敢说,说出来也没用。

  

  今天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也是小平拍板推动的。

  穿越到1977年,大家想一想自己和周围人当时的认识水平,就明白小平推动的思想解放实在了不起。仅此一点他就秒杀同侪。

  1977年8月3日,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会上当时教育改革的勇将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小平听后当场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不需要领导批准。这简直是破天荒,让很多人大跌眼镜,领导不批准,这事怎么办?会不会犯错误?领导不批准,领导的权威在哪里?党委的权威在哪里?

  对不起,有些事情就是个人的权利,真的还不需要领导批准。领导操心操的太多了,有时候是需要休息的。

  小平就是这样豁达而明朗。

  

  停止上山下乡,让知青回城,当时城市没有工作岗位,很难一下接受那么多人,无法安置怎么办,搞出大乱子怎么办,谁敢拍这个板?邓小平。

  包产到户,阻力重重,大多数干部都不同意。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谈话,在关键时刻专门表态支持阻力重重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了这篇讲话,定名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一个能真正推动历史的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眼界、意志、威望。三者具其一,在1977年的中国并不少,三者具其二的,也有。三者俱备的,只有小平一人。

  但小平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具有宏大构思,思想深刻,满怀理想远景的人,今天批评他的人,常拿“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说事。其实,他们完全说反了。不搞宏大构思,摸着石头过河,恰恰是最了不起的地方。历史上,各种各样空头支票、漂亮口号把人害惨了,小平不愿意那样做 。

  最令人敬佩的,是邓小平对下面的信任和放手。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让下面的人解放思想,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先干起来再说,错了再改,别太出格就行。

  这里面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治国理念,最上层是无为而治。上层无为,调动的是下面积极作为。

  邓小平曾说:“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

  有人少管,就会有人多干;上面的多干是添乱,下面的多干才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他还对金庸说:“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

  没有那么尽事皆知的圣人,领导更不可能主意多多,诸事皆管,讲话必重要,指示必英明。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所谓“不折腾”,就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为,恰恰相反,无为而无不为,给老百姓空间,给社会大众选择,这是思想解放的精髓所在。

  邓小平的眼界、意志、与威望,是他一生经历积累形成的。没有多少人像他这样一次次大起大落,他经历了党政军中央地方文化科技外交等一切关键岗位锻炼,见识的多了,思考的也就多了,思维就不那么狭窄。

  16岁去法国,从1920到1926年,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人最黄金的青春年华,也是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

  1975年访问法国时,他参观了工厂和农村,目睹了法国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赴联大演讲,别人问他最想看什么,他说:华尔街。

  邓小平是睁眼看世界的人,心里装着国家,眼里看着世界,不封闭,也不乱来。他在世时,老有人嚷嚷要跟美国全面对抗。邓小平说:我是会打桥牌的,不要以为你有四个K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呢。

  不对抗并不意味着就是软弱。在外交方面,邓小平坚持的是务实主义路线,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准则。

  他访问完美国,就对越南对手,狠狠地教训了这个恶邻,也让苏联有所顾忌,老实收敛起来,从而为中国开创一个良好的开放环境。

  他不是个不会弯腰的人,但他有他的底线。

  今天和小平在世的时候都有不少人骂他,这其实正是小平了不起的地方。你只要在他之前的时代骂骂领导人试试就明白了。那么,是他没有能力让骂他的人闭嘴吗?不是的,他是个超级政治强人,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在他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搞个人崇拜,假如他那么搞的话,在中国很容易成神,今天骂他的人只会顶礼膜拜了。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一位领导人全世界公认的,那就是邓小平。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小平同志也必须接受历史的评价,而无论评价如何,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开创者,正是他主导的改革,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短缺经济”的现实,也由此,主观、客观地推动了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领域的变革。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的历史会被改写。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平同志的人望是无可比拟的,因而有了邓小平理论,这是全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这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然而,似乎在最近几年,对于小平同志的评价,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分歧,而分歧的焦点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些“副产品”——腐败、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新自由主义泛滥、道德滑坡,等等问题,很多被归结到了小平同志身上,仿佛他的方针政策导致了以后的消极现象。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评价一位领导人。

  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评价,有三个维度:使命、担当和“局限”,从这三个维度来评价小平同志。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问题,而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进行破题、突破、解决,就是当代领导人的使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才是符合历史决定论的。

  那个时代,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务之急是,苏共已垮台,如果中国人民再穷下去,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能不能认识到这一主要矛盾、能不能看到这一历史使命,是对领导人的第一个“大考”,毫无疑问,邓小平始终清醒。

  使命在肩,但未必每个人都敢于担当。戈尔巴乔夫临阵逃脱一败涂地,时刻提醒我们领导人担当的重要性。而在担当的问题上,小平同志是没有丝毫犹豫的。

  对于改革开放,党内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大,面对阻力,小平同志不是“小步慢走”,而是“大步快走”,以至于连西方世界都对中国产生了误判(以为中国已经“和平演变”)。这样大步子的改革,对于邓小平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同志们的不解,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的担当,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就。

  最后我们要谈到“局限”,之所以要打上双引号,是因为这个局限,并非领导人个人的局限,而是历史的局限。

  一代人克服、解决那一代最迫切、最危急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不能指望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样的话还要后人干什么?

  随着一个个问题的解决,主要矛盾也必然由量变到质变,产生新的一个个问题,从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在这旧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新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有待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下,予以解决。

  邓小平的方针政策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这些方针政策必须有新的调整。所有的这些,又构成了继承者的新的使命,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把新的问题推给历史人物,是不负责任的。

  同样,用现在的眼光和标准去苛求过去的意识与行为,同样是不科学、不理性的。

  腐败、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新自由主义泛滥、道德滑坡……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有些也确实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政策失误所致,但所有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和解决的。小平同志生前,看到了这些问题的苗头,并且予以警示,可以说,他的历史使命已经超额完成,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他。我们需要的是有邓小平的智慧与胆略,来解决好当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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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历史的人总喜欢说历史的必然,个人只是被历史推动。这种观点非常平庸,而且特别不符合中国国情。

  有一种说法,认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只是历史的偶然,假如当时没有邓小平,其他领导人也会搞改革开放。

  这样的看法似乎立不住脚。

  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

  虽然是顺应大势,但改革是否必然,是否会有那样的力度魄力,是否会用这种形式,这个速度、规模,那就不好说了。看看东边的邻居,他们未必没有改革呼声和历史必要性,几十年了,改了个啥?

  今天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文革刚结束时整个社会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当时如果没有小平出来,最多就是回到50、60年代文革前的路线,当然会比文革10年务实,小修小补,但今天这种全面开放、市场经济那是想都不用想。

  再合理的历史趋势,假如没有人以坚定意志强力推动,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大潮,稍纵即逝,奔流不回。看中国近代以来一些关键节点,都是阴差阳错,与机遇失之交臂。

  小平的可贵,就是对内不折腾,对外韬光养晦,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如果当时磨磨叽叽,优柔寡断,拖到今天虎视眈眈的川普时代,再想开放也不成了。

  小平的意义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他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知道中国最关键的不是说,而是做,为老百姓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所以他说不争论,他的策略是,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留给未来。

  有些事情是争论不出个所以然的,是争论不出生产力的,是争论不到综合实力的。

  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打嘴仗胜利的。

  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小平做了一个讲话,题目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别小看这个看上去普通的标题,其实包含了这之后中国惊天巨变的基本原力。

  历史是合力,但历史也需要杠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句话有着丰富的潜台词、高度的政治智慧、无穷的后续可能性。就这三句话,除了小平,别人想也想不到,想到了也不敢说,说出来也没用。

  

  今天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也是小平拍板推动的。

  穿越到1977年,大家想一想自己和周围人当时的认识水平,就明白小平推动的思想解放实在了不起。仅此一点他就秒杀同侪。

  1977年8月3日,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会上当时教育改革的勇将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小平听后当场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不需要领导批准。这简直是破天荒,让很多人大跌眼镜,领导不批准,这事怎么办?会不会犯错误?领导不批准,领导的权威在哪里?党委的权威在哪里?

  对不起,有些事情就是个人的权利,真的还不需要领导批准。领导操心操的太多了,有时候是需要休息的。

  小平就是这样豁达而明朗。

  

  停止上山下乡,让知青回城,当时城市没有工作岗位,很难一下接受那么多人,无法安置怎么办,搞出大乱子怎么办,谁敢拍这个板?邓小平。

  包产到户,阻力重重,大多数干部都不同意。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谈话,在关键时刻专门表态支持阻力重重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了这篇讲话,定名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一个能真正推动历史的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眼界、意志、威望。三者具其一,在1977年的中国并不少,三者具其二的,也有。三者俱备的,只有小平一人。

  但小平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具有宏大构思,思想深刻,满怀理想远景的人,今天批评他的人,常拿“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说事。其实,他们完全说反了。不搞宏大构思,摸着石头过河,恰恰是最了不起的地方。历史上,各种各样空头支票、漂亮口号把人害惨了,小平不愿意那样做 。

  最令人敬佩的,是邓小平对下面的信任和放手。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让下面的人解放思想,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先干起来再说,错了再改,别太出格就行。

  这里面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治国理念,最上层是无为而治。上层无为,调动的是下面积极作为。

  邓小平曾说:“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

  有人少管,就会有人多干;上面的多干是添乱,下面的多干才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他还对金庸说:“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

  没有那么尽事皆知的圣人,领导更不可能主意多多,诸事皆管,讲话必重要,指示必英明。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所谓“不折腾”,就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为,恰恰相反,无为而无不为,给老百姓空间,给社会大众选择,这是思想解放的精髓所在。

  邓小平的眼界、意志、与威望,是他一生经历积累形成的。没有多少人像他这样一次次大起大落,他经历了党政军中央地方文化科技外交等一切关键岗位锻炼,见识的多了,思考的也就多了,思维就不那么狭窄。

  16岁去法国,从1920到1926年,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人最黄金的青春年华,也是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

  1975年访问法国时,他参观了工厂和农村,目睹了法国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赴联大演讲,别人问他最想看什么,他说:华尔街。

  邓小平是睁眼看世界的人,心里装着国家,眼里看着世界,不封闭,也不乱来。他在世时,老有人嚷嚷要跟美国全面对抗。邓小平说:我是会打桥牌的,不要以为你有四个K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呢。

  不对抗并不意味着就是软弱。在外交方面,邓小平坚持的是务实主义路线,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准则。

  他访问完美国,就对越南对手,狠狠地教训了这个恶邻,也让苏联有所顾忌,老实收敛起来,从而为中国开创一个良好的开放环境。

  他不是个不会弯腰的人,但他有他的底线。

  今天和小平在世的时候都有不少人骂他,这其实正是小平了不起的地方。你只要在他之前的时代骂骂领导人试试就明白了。那么,是他没有能力让骂他的人闭嘴吗?不是的,他是个超级政治强人,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在他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搞个人崇拜,假如他那么搞的话,在中国很容易成神,今天骂他的人只会顶礼膜拜了。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一位领导人全世界公认的,那就是邓小平。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小平同志也必须接受历史的评价,而无论评价如何,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开创者,正是他主导的改革,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短缺经济”的现实,也由此,主观、客观地推动了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领域的变革。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的历史会被改写。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平同志的人望是无可比拟的,因而有了邓小平理论,这是全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这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然而,似乎在最近几年,对于小平同志的评价,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分歧,而分歧的焦点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些“副产品”——腐败、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新自由主义泛滥、道德滑坡,等等问题,很多被归结到了小平同志身上,仿佛他的方针政策导致了以后的消极现象。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评价一位领导人。

  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评价,有三个维度:使命、担当和“局限”,从这三个维度来评价小平同志。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问题,而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进行破题、突破、解决,就是当代领导人的使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才是符合历史决定论的。

  那个时代,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务之急是,苏共已垮台,如果中国人民再穷下去,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能不能认识到这一主要矛盾、能不能看到这一历史使命,是对领导人的第一个“大考”,毫无疑问,邓小平始终清醒。

  使命在肩,但未必每个人都敢于担当。戈尔巴乔夫临阵逃脱一败涂地,时刻提醒我们领导人担当的重要性。而在担当的问题上,小平同志是没有丝毫犹豫的。

  对于改革开放,党内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大,面对阻力,小平同志不是“小步慢走”,而是“大步快走”,以至于连西方世界都对中国产生了误判(以为中国已经“和平演变”)。这样大步子的改革,对于邓小平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同志们的不解,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的担当,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就。

  最后我们要谈到“局限”,之所以要打上双引号,是因为这个局限,并非领导人个人的局限,而是历史的局限。

  一代人克服、解决那一代最迫切、最危急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不能指望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样的话还要后人干什么?

  随着一个个问题的解决,主要矛盾也必然由量变到质变,产生新的一个个问题,从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在这旧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新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有待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下,予以解决。

  邓小平的方针政策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这些方针政策必须有新的调整。所有的这些,又构成了继承者的新的使命,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把新的问题推给历史人物,是不负责任的。

  同样,用现在的眼光和标准去苛求过去的意识与行为,同样是不科学、不理性的。

  腐败、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新自由主义泛滥、道德滑坡……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有些也确实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政策失误所致,但所有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和解决的。小平同志生前,看到了这些问题的苗头,并且予以警示,可以说,他的历史使命已经超额完成,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他。我们需要的是有邓小平的智慧与胆略,来解决好当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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