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辜鸿铭“脱口秀”达人,用优雅的语言斥责“崇洋媚外”之人

  作者:额尔瑾

  来源:一本正经说历史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粗口骂人,但这样的行为难免有些粗鄙。晚清著名的“文化怪杰”辜鸿铭告诉你,如何骂人不带脏字,骂得别人哑口无言,特别是针对那些“崇洋媚外”的洋奴。

  辜鸿铭(1857--1928),著名学者,名汤生,自号慵人、汉滨读易者,原籍福建省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厝,先祖于清康熙年间移居台湾鹿港,后又移居马来西亚。其父是当地华侨,据说其母是西洋人,所以,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他在10岁左右便去了英国,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去过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因此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文字,尤其对于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大加赞叹,认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儿。有关这位怪人的材料。道听途说的不少,靠得住的是以下两种。一是他自己说他是东西南北之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别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晚清辜鸿铭:“脱口秀”达人,用优雅的语言斥责“崇洋媚外”之人

  有一件事颇见辜鸿铭受外人钟爱之程度。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可辜鸿铭在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中国人的精神》时,却公开卖票,而且卖得挺贵。当时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辜鸿铭讲演门票则售两元。

  辜鸿铭之所以深得外国人的尊敬甚而崇拜,不仅在于他所著有关欧战文字,使饱受战祸的欧洲人产生精神解脱作用,还因为他能够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宣传到外国去,而不像别人只说外国的东西好。

  辜鸿铭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那机智有余、火花四溅、酣畅淋漓的英文实在太出色,他那专搔痒处、专捏痛处、专骂丑处的文化观点实在太精彩,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罗家伦说,“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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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年至1882年,刚从欧洲学成归来的辜鸿铭一度担任英国马哈与科尔圭洪勘探队的翻译。他曾随勘探队到过广州,回到了向往已久的祖国。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使辜鸿铭流连忘返。于是,他决定留居香港。

  令人痛心的是,作为一个第一次踏上国土的中国人,辜鸿铭目睹的是祖国所遭受的苦难和欺辱!

  辜鸿铭精通西方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没什么值得中国借鉴的。中国,甚至西方各国,如果要永远保持国家兴旺,都要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求办法。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起源早于欧洲,而且灿烂辉煌。但是,到了近代,中国文明落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辜鸿铭看来,中国近代文明落伍的原因是一部分中国人抛弃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盲目地引进西学,加之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由此,辜鸿铭一生以忠于、维护中国传统的政教文明为己任。极力反对崇洋媚外的奴婢行径。因此,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不管是面对什么人,只要在他面前表现出“崇洋媚外”的行径,都会被辜鸿铭痛斥。

  辜鸿铭抨击一知半解、食洋不化的陋习,曾讲过一则挺“损”的故事:

  有一段时间,中国沿海及内地瘟疫流行,死了很多人。国内医生个个束手无策,最后不得不向西方国家求援,重金礼聘一位名叫“鬼放得狗屎”的专家渡海东来,考察一番。

  鬼放得狗屎先生到了中国,马不停蹄地到处游走,详细观察。最后,他提出一份报告,说:

  “贵国所流行的疫症,其实并不疑难,只是因为狗放屁所引起的。因为狗这种东西体性偏凉,不能吃杂七杂八的食物。在我们欧美各国,狗所吃的食物乃是专家调配处理的狗食,所以,我们那儿的狗全都健康强壮。而贵国的狗呢,所吃的却是不加选择的残渣剩菜,长久下来,消化不良,五脏六腑中郁结的秽气又不能下通,积变为毒,由其口出,这便是引起瘟疫的毒气了!总而言之,贵国的瘟疫百病,都是由于‘狗屁不通’所引起的。”

  辜鸿铭这一“骂”,抓住要害,娓娓道来,使那些崇洋媚外食洋不化的人无颜自容!

  晚清辜鸿铭:“脱口秀”达人,用优雅的语言斥责“崇洋媚外”之人

  彼时,清廷常常派王公大臣出国考察。辜鸿铭有次与人聊天,讲了这么个故事:

  当年,新加坡有一位土财主,家资巨万,富甲一方。可惜的是,这位财主虽已年过六十,却没有儿子继承家业。财主只有一个待嫁的女儿。

  这样,财主就想为女儿找一个丈夫,招人自己家中,把女婿当作半个儿子也成。嚣苟能事成,财主也会心慰许多。另外,他还有一个想法,他目不识丁,常常自以为是此生憾事。所以他想给女儿找一个读书人,最好是像宋玉那样才貌双全的女婿。

  事也凑巧,刚好就有一位福建人,正值青手每少,长得英俊潇洒。这位美男子因为家中贫困,独目来到新加坡,谋求生计。他在新加坡举目无亲,无处安身。后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福建老乡,这位老乡开了个商行。美男子只好借住在老乡的商行里。

  土财主常常到福建商行去。他每天都看到那位美男子在读书,而且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土财主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一日,土财主向商行老板打听那美男子的情况,知道他是商行老板的老乡,现正在找工作干。于是,土财主向商行老板表述了自己的心愿,希望招此青年为女婿。

  商行老板一听,喜上眉梢,心里暗说:“这小子是哪来的美运?本来身在困境中,不想一下子钱财娇妻全有了。”他心里想着,来到美男子身边,如此这般一说。

  那美男子一听,大喜过望,继而迷惑不解!

  不久,土财主欢欢喜喜地为女儿办了婚事。美男子稀里糊涂地成了土财主的上门女婿,再也无须为生计发愁了,而且过起了有钱人的生活。

  婚期一过,土财主将女婿召入自己房里,美滋滋地说:“你是我的爱婿,也就是我的儿子。从此,我将一切帐目交给你管理,我再也不需要什么管帐先生了。不过,你要精心管理,这份家业也是你的。”

  爱婿一听,呆呆地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才讷讷地说:“我……我不识字。”

  土财主大吃一惊,忙问:“我以前不是见你每天手不释卷地看书吗?”

  爱婿答道:“我哪里在看书,我在看书中的插图。”

  最后,辜鸿铭感慨地说:“现在,中国的王公大臣出洋考察,正如那美男子一样,他们是出洋看洋画,哪里是考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鸿铭对翻译西方著作的林纾、严复等翻译家进行挖苦嘲讽,说他们只羡慕欧洲的新学,喜欢那些洋装的新书和令人费解的洋人。

  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辜鸿铭更是严厉斥责,说他们是为了追求名利。他说康梁等是一群浮躁好事的少年之辈,只羡慕西方人的奢侈淫靡,根本不懂西方人的政治学说,他们刚好碰到朝廷要急于改弦易辙,于是便错误地抄袭西方人唾弃不要的剩余物。

  除了讽刺这些“崇洋媚外”之人,有时对待洋人,他也时不时的嘲弄一番。

  十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士报》,几个同车的英国小伙觉得好玩,话语间拿辜鸿铭取乐。辜鸿铭先是假装不理他们,后来干脆把报纸倒过来看。那几个英国小伙子一见,笑得更开心了,说:“看,那个中国人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了,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用莎士比亚的警句教训了对方一顿,最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有一次,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对辜鸿铭说: “听说你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你不知道孔教能行于数千年前,却不能行于十九世纪之今日吗?”

  辜鸿铭反问他道: “数学家教人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说,难道还会是三三得八不成?”

  他接着又说: “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

  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晚清辜鸿铭:“脱口秀”达人,用优雅的语言斥责“崇洋媚外”之人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有一次他祭祖时,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

  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的涂炭而忧患,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许多人仅仅把他的行为当成一个笑料,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博学又爱国的辜鸿铭,因为看得透,所以不躁;因为想得远,所以不妄;因为站得高,所以不傲;因为行得正,所以不惧。辜鸿铭的意义在于他是那个崇洋媚外的年代中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在于他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义,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欺。